带小熊猫来小熊猫馆，颇有衣锦还乡的感觉。

“等我一会儿哦，我去那边买苹果。”我指了指长颈鹿馆和小熊猫馆中间的办公楼。绕过这个路口，能在办公楼右侧的隐蔽窗台买到苹果。

动物园的工作人员大多都是和动物直接相关的饲养员，对接游客的岗位几近于无，办公室都是哪有位置就安置在哪，得多来几次才知道。当初修建动物园时，我们没料到有一天人类游客的数量会超过动物雇员。

“嗯嗯。”文和答应一声，目不转睛地盯着小熊猫。原来小熊猫也喜欢看小熊猫吗？不愧是小熊猫。

走到苹果刷新点，工作人员告诉我今天游客太多，苹果份额用完，这个时间段不能再喂小熊猫了。他认出我是常客，还哄我说下次偷偷给我留一份。

“不，我不是想喂小熊猫……”不对，我就是想喂小熊猫。我晃晃脑袋，尽量把这件事简化到一般人能接受的程度：“我朋友早上没吃早餐，还有点低血糖，我想给他买一份苹果。”

工作人员狐疑地看了我一眼，稍稍侧身，目光越过我直冲后面的人群。

“就是最帅的那个。”我说。

工作人员的表情由阴转晴，脸上扬起祝福的微笑，“今天是来和男朋友约会的啊。”

“嗯。”我故作不好意思，简短地应了一声。

“祝你们约会愉快哦。”

三分钟后，我得到一盘切好的苹果。在工作人员鼓励的视线中，我走回文和身边，把苹果递给他。

文和跟我道谢，马上开始啃苹果，一边吃，一边看栅栏里的小熊猫。小熊猫也在偷偷看他，这场面莫名有些好笑。

平生第一次，在小熊猫馆，我没关注那些红棕色的可爱生物。目光在栅栏上的他投下的影子上聚焦，蓦然恍了神。

☆

推荐艺术家的传记……那是很久之前的事了。

中学一年级那年，我家附近开了个画室，画室的小院里养了三只猫，两只橘色的小猫，还有只大点的长毛狸花。每天傍晚经过那里，都能看到老师带着几个学生专心又轻松地画着什么。猫咪要么趴在地上、椅子上、树上，要么走来走去，几乎不理那些学生。

某天，我看到它们聚集在门口，两只橘猫卧在地上注视行人；小狸花趴在桌上，长长的尾巴在招生告示前摇啊摇。

到家后，我向母亲提了报名的事，她诧异但干脆地答应下来了。“一个人在家待烦了么？”母亲笑着问我。我只顾着摇头，什么都没解释。

我算是插班生，报到的第一天，我亦步亦趋地跟在老师后头走进一间大教室，教室里坐着二十多个陌生人，应该说同学。

同学，二十一或者二十二个，我忘记了。走进教室我才知道这个画室不只教技巧，还有科普性质的理论课。那天正好讲到当代艺术家，老师宣布上课，课件清楚地投影在幕布上，我父母的名字并列在第一排。

我面无表情地看着他们，像在看两个陌生人。

其实那不是我以为的自由画室，只是一个扩展见识的兴趣班——教导一些广泛而浅薄的知识。我在兴趣班待了一年。那个时候，比起学业和艺术，我更渴望友谊。

同学们有各种各样的小团体，所有人都遵循相同的潜规则：有关艺术的话题以老师为准，其他话题以人缘最好的同学为准。我先后接触不同的小团体，又一个一个离开。

那一年，我发现自己有融入人群的能力，但这份融入却常常伴随抽离。换句话说，“融入人群”和“交朋友”无关，真的只是一种能力而已。幸运的是，即便如此，我依然如愿交到了朋友。

第一只，第二只，第三只小猫。它们是我结交的第一个，第二个，第三个朋友。

一年后，小狸花不慎撞翻了一个同学的水桶，把他的画弄脏了。他为此大哭大怒，安慰劝解都不起作用，最后惊动了家长。不久后，门口的招生告示旁出现了一则猫咪领养告示。

小狸花像一年前那样跳上桌子，尾巴在告示牌前晃来晃去。它看不懂文字，不知道这次不是在为兴趣班打广告，而是在为自己。

我把三个朋友接回家，也离开了兴趣班。

小猫很聪明，还懂得观察、总结。刚来那会儿，它们好像以为只要打扰人类画画就可以更换居住地址，连续抓破好几张画。大约一周后，它们发现这个方法没用，就再也不搞破坏了。

五年间，猫咪相继去世。

毕业那年，在一次拍卖会的宴会上，我又看到补习班的老师。她的身份不是受邀而来的艺术家，而是一名记者。相隔近十年，老师似乎还记得我，主动与我寒暄。聚会结束后，所有人起身去参加集体采访，她向我提了一个问题，具体问的是什么我记不清了。

先解释一下什么叫“集体采访”吧。所谓集体采访，就是台上坐着一堆被采访者，台下坐着一堆记者，由工作人员随机点人提问。像不像电影路演现场？但实际情况却没那么和谐：大部分情况下，记者抛出问题只能收获满场沉默，被回答的问题只占总量的30%左右。

每次主办方出此下策，就说明他们在经历信心满满、四处碰壁、越挫越勇三个阶段后，依然没能凑够五个愿意接受单人采访的开朗外向人。但纪录片又不能没有采访，所以主办方就举行这么一个活动，潜台词是“我们义无反顾地进入了自暴自弃阶段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