阿婆姓陈，七十四岁，住在老城区一栋墙皮斑驳的筒子楼里。

她牵着那只叫“煤球”的黑猫来工作室时，脸上每一道皱纹都写满不情愿。

“不是我要来的。”陈阿婆声音硬邦邦的，像晒过头的豆子，“是这猫……不吃饭。邻居说你们能治，我就来看看。

治不好我就扔了。”

煤球——一只通体乌黑、只有四只爪子是白色的踏雪猫——乖乖蹲在陈阿婆脚边，仰头看她，金绿色的眼睛里全是依恋。

江静书注意到了阿婆手上的旧疤：左手虎口处，几道淡白色的、深刻的抓痕。

她蹲下身，手还没碰到煤球，一段交织着恐惧与温柔的复杂情绪就涌了过来。

“我爱她……可她不知道……”

然后是画面——

六十年前，一个扎着羊角辫的小女孩蹲在弄堂里，试图抚摸一只玳瑁猫。

猫受惊了，爪子挥过，血珠立刻渗出来。女孩吓呆了，捂着伤口跑回家。

“叫你玩野猫！活该！” 母亲正在做饭，头也不回。

“死了算了，省心！” 父亲在喝酒，醉醺醺地骂。

没人带她去打疫苗。

女孩缩在床角，整整一个月都在发抖——她听大人说过狂犬病，听说会怕水、会发疯、会死。

每个夜晚她都梦见自己口吐白沫，醒来时枕头是湿的。

老天保佑，她没事。

但从此，她怕猫，怕所有的猫。

看到猫就绕道走，听到猫叫就心跳加速。

画面快进到三个月前。

暴雨夜，陈阿婆倒垃圾时，在垃圾桶边发现了一团湿透的、瑟瑟发抖的小黑煤球。

猫才两个月大，眼睛糊着脓，身上爬着跳蚤。

“走开！”阿婆下意识后退。

但小猫跟了上来，用尽力气蹭她的裤脚，发出微弱的叫声。雨越下越大。

阿婆站了很久，最终骂了一句：“作孽！”然后用报纸裹起小猫，揣进了怀里。

“它有滴虫。”兽医检查后说，“要吃药，要隔离，会传染。”

“那就不治了！”阿婆转身要走。

煤球在笼子里虚弱地“喵”了一声。

阿婆的脚步停住了。

她背对着笼子站了很久，肩膀微微发抖。

最后，她掏出一个旧手绢包，一层层打开，数出几张皱巴巴的钞票：“治。能活就活，不能活……算它命不好。”

治疗持续了两周。

阿婆每天给煤球喂药、滴眼药水、清理猫砂。

她总是板着脸，动作却很轻。喂药时说“苦死你”，却偷偷在药片外裹一层营养膏。

清理猫砂时骂“臭死了”，却把猫砂盆放在通风最好的窗边。

煤球一天天好起来。

它开始黏着阿婆，在她织毛衣时趴在她腿上，在她做饭时蹲在灶台边，在她睡觉时悄悄钻进被窝——又被阿婆拎出来：“下去！脏！”

但它知道，每次被拎出来，阿婆都会在沙发上铺条旧毯子，拍拍：“要睡睡这儿。”

江静书睁开眼睛，眼眶发热。

她看向陈阿婆——老人正别过脸，假装在看墙上的画，但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虎口的那道旧疤。

“阿婆，”江静书轻声说，“煤球很爱您。”

“爱什么爱！”阿婆立刻反驳，“畜生懂什么爱？它就是没地方去，赖着我。”

煤球“喵”了一声，声音很委屈。它的意念传来：

“我懂。我知道她怕猫，我知道她手上的疤。

所以我不敢扑她，不敢抓她，连玩都轻轻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