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叫江絮。名字是母亲起的，她说我出生那天，窗外飘着那年春天最后一场柳絮，纷纷扬扬，没个着落，像极了她的人生，也预示了我的。一个轻飘飘的，惹人厌烦，却又无足轻重的存在。

南方的城市总是湿漉漉的，连带着空气都拧得出水来，黏腻地贴在人身上，像一层永远撕不掉的保鲜膜，闷得人喘不过气。我家就在一条终年弥漫着油烟和麻将碰撞声的老巷里。推开那扇吱呀作响的铁门，扑面而来的永远是劣质香烟和昨夜剩饭混合的味道。

“回来了？”母亲的声音从麻将桌那边飘过来，没有温度，甚至没有抬头，她的全部精神都凝聚在指尖那张牌上。“嗯。”我低低应了一声，像猫一样踮着脚，想快速穿过客厅，逃回我那间仅能放下一张床和一张书桌的储藏室改造的卧室。

“站住。”她的声音陡然拔高，像一根针，刺破了麻将牌的哗啦声。牌桌上的其他三个阿姨也停下了动作，目光若有似无地扫过来，带着一种混合着怜悯和看戏的微妙神情。

我僵在原地，背对着她。

“冰箱下面的抽屉里，还有半把面条，晚上你自己煮了吃。钱我放在老地方，少了别怪我。”她的语气生硬，像是在交代一件与她无关的事情。那所谓的“老地方”，是鞋柜最底层一只破旧的皮鞋，里面塞着皱巴巴的零钱，是我和她之间心照不宣的生活费来源。她从不亲手把钱给我，仿佛那样就会玷污了什么。

“知道了。”我飞快地说完，几乎是逃也似的钻回了自己的房间。

关上门，世界并没有因此变得安静。墙壁太薄，隔壁麻将牌摔在桌上的声音、女人们尖利的说笑声，甚至是对门夫妻的争吵声，都清晰地穿透过来，织成一张网，把我困在中央。

我坐在床沿，书桌上摊开着物理练习册，可那些公式和电路图在我眼前模糊一片。镜子里映出一张苍白的脸，十六岁的年纪，却有着一双过于沉寂的眼睛。同学们私下里会说，江絮长得真漂亮，可惜了。可惜什么？他们从不说完，但那眼神里的东西，我懂。这种漂亮，在这个污浊的环境里，像是一种原罪。

母亲恨我这张脸。她无数次在醉醺醺的时候，或者输光了钱心情极差的时候，用那种淬了冰又带着滚烫恨意的眼神盯着我，指甲几乎要掐进我的胳膊肉里。“你为什么偏偏要像他？啊？为什么不能像我多一点？”她的声音嘶哑，带着一种被命运碾碎后的绝望。

“他”是谁？我很小的时候就模糊地知道了。我是她耻辱的烙印，是她被暴力撕裂后留下的无法愈合的伤口。那个男人，那个我生理学上的父亲，用最肮脏的方式赋予了我生命，然后留下一地狼藉，银铛入狱。母亲看着我，就像时时刻刻看着那场暴行本身。她对我又爱又恨，爱或许源于母性的本能，但恨意却更加汹涌具体，把我淹没。她养着我，尽着最基本的义务，却又无法不厌恶我的存在。

门外传来母亲送客的声音，牌局散了。脚步声临近我的房门，我下意识地绷紧了身体。门没有被推开，只是在外面停顿了片刻，我甚至能听到她略显沉重的呼吸声。最终，脚步声还是远去了，去了她的主卧。紧接着，是玻璃杯碰撞酒瓶的轻微声响。那是她每晚的安眠药。

我的心慢慢落回原地，却沉甸甸地坠得发疼。第二天还要上学，我强迫自己躺下，拉过被子蒙住头。被子里有潮湿的霉味，和这个家一样，挥之不去。

第二天上学，天色依旧阴沉，像憋着一场迟迟不肯落下的雨。我穿着洗得发白的校服，走在人群里，尽量降低自己的存在感。我们学校是这座城市里所谓的“重点”，汇聚了各式各样的人，有像我这样靠着成绩硬考进来、挣扎在温饱线的，也有易尔森、陈沂浒那样，家世优越、未来早已被铺就金光大道的。

易尔森是班长，成绩好，家世好，待人温和，是学校里很多女生暗恋的对象。包括陈沂灵——陈沂浒的妹妹。我知道易尔森对我有些不同，他会主动帮我收作业，会在小组活动时自然地和我一组。但我从不敢回应什么。他的世界太明亮，而我身后的阴影太浓重，任何一点靠近，都可能让我那点可怜的自尊无所遁形。

而陈沂浒，他是易尔森最好的朋友，也是陈沂灵的哥哥。因为他妹妹的缘故，或许也因为他本能地排斥我这种“麻烦”，他看我的眼神总是带着毫不掩饰的冷淡和一丝不易察觉的轻蔑。

课间操时间，人群拥挤着往下走。我低着头，小心地避让着。突然，脚踝处传来一阵尖锐的刺痛和突如其来的阻力！我根本来不及反应，身体瞬间失去平衡，惊呼卡在喉咙里，整个人向前狠狠摔去！

手掌和膝盖率先着地，火辣辣的疼。练习册和笔袋散落一地，无比狼狈。周围瞬间安静了一下，随即爆发出几声压抑的窃笑。

我抬起头，视线最先撞入的一双干净昂贵的白色运动鞋，再往上，是笔直的校服裤腿。视线艰难地继续向上，我对上了一双居高临下的、带着些许讶异但更多是不耐烦的眼睛。是陈沂浒，他正好走在我前面，我摔在了他的脚边。

他的眉头微不可察地皱了一下，像是看到了什么不洁的东西。身后传来陈沂灵清脆又带着点娇嗔的声音：“哥，快走啦，挡路了！”

陈沂浒没有说话，甚至没有多停留一秒，仿佛我只是不小心滚到他脚边的一颗石子。他跨过我散落在地上的书本，径直走了过去。易尔森倒是停了下来，脸上带着关切：“江絮，你没事吧？怎么摔了？”他弯下腰想帮我捡东西。

“没……没事。”我慌忙低下头，手忙脚乱地自己收拾，脸颊烫得快要烧起来。耻辱感像潮水一样把我淹没。我能感觉到四周投来的目光，好奇的，嘲弄的，幸灾乐祸的。我知道我不是不小心绊倒的，刚才明明有人故意伸出了脚。

但我不敢指认，甚至不敢多看一眼。在这个地方，沉默是我唯一的保护色。

易尔森帮我把最后一本书捡起来，递给我时，眼神复杂：“真的没事吗？要不要去医务室看看？”

“不用了，谢谢。”我几乎是抢过那本书，抱着散乱的东西，踉跄着站起来，飞快地逃离了现场。膝盖还在隐隐作痛，但比身体更痛的，是那种无所适从的难堪和孤立无援的绝望。

从那天起，一切似乎开始变得不一样了。那种之前还只是隐晦的、停留在眼神和窃窃私语里的排斥，逐渐变得明目张胆起来。

走在走廊上，会有人“不小心”撞掉我手里的东西；刚坐下的椅子，偶尔会发现被人用笔画了难看的涂鸦；头发上会莫名其妙地粘上嚼过的口香糖，费很大力气才能剪掉那一撮被玷污的头发；甚至有一次，我被反锁在放学后的卫生间里，直到夜幕降临，巡查的保安听到微弱拍门声才把我放出来…

我不敢告诉母亲。我害怕看到她眼中更深的厌恶，害怕她觉得我果然是个只会惹麻烦的孽种。我只能把自己缩得更紧，像一只把头埋进沙子的鸵鸟，祈祷这一切只是一场漫长的噩梦，总有一天会醒来。

然而，梦魇才刚刚开始。

直到那个雨天，我回到寄宿的宿舍，发现我的床铺一片狼藉，被子枕头全部被水浸透，滴滴答答地淌着水，混合着一股说不清的刺鼻味道。宿舍里其他几个女生都在，却没人看我一眼，仿佛那只是一摊偶然出现的积水。

我站在门口，看着那湿透的、我唯一可以安心蜷缩的方寸之地，南方的湿冷瞬间钻透了衣服，冻结了我的血液。

那一刻，十六岁的江絮，站在宿舍门口，看着那一床淋漓的狼狈，第一次清晰地感觉到，心里有什么东西，咔嚓一声，碎了。

窗外的雨还在下，淅淅沥沥，像是永远也不会停。这个世界潮湿又冰冷，而我，找不到一寸可以干燥温暖起来的地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