经历长期的战乱后，人类渐渐明白自己无法为所欲为，还要时时受到命运的钳制。

他们意识到自己的脆弱与渺小，由此产生一种被拯救的欲望。

神也罢，佛也罢，上帝也罢，真主也罢，都是人类被拯救愿望的客体化。

残酷的现实让文人们开始意识到，无所不能的神灵未免过于虚幻，打抱不平的侠客更切近人世间。

带着对侠士的憧憬和构想，“奇”替代了“怪”，“侠”代替了“神”。

作为活生生的人的“侠”，要比不食烟火的神更值得期待和塑造。

然而，我们并不能认为此时侠士形象的文学创作意识已经完全成熟起来。

要知道，在初唐时期，有关侠士形象的代表作《古镜记》便能将这一事实充分反映出来。

“其年秋，度出兼芮城令。今厅前有一枣树，围可数丈，不知几百年矣，前后令至，皆祠谒此树，否则殃祸立及也。度以为妖由人兴，淫祀宜绝。县吏皆叩头请度。度不得已，为之以祀。然阴念此树当有精魅所托，人不能除，养成其势。”

《古镜记》中讲的是王度出任芮城县令，上任所做的头件事便是用宝镜除去枣树中躲藏着的妖蛇，造就了“既而坟之，妖怪遂绝”的结局。

而他的弟弟王积在出游时也利用宝镜斩妖除魔，于旅途中帮助丰城县仓官除去了三个妖怪女婿，这也可以说是西游记中车迟国斗法的那三个妖道的来源吧。

故事中，王度、王积二人作为主角，可以说是见义勇为、行侠仗义。

但与其说他们是江湖奇侠，还不如将其认为成奇人异士。

作者在塑造两人的性格和人生历程时，主要考虑的是情节志怪方向的发展，而人物塑造不过是在为故事展开而服务。

角色的性格非常模糊，尤其是角色的侠义人格，只能说有，而并未彰显出来。

作品中的两位主人公手执神器，斩妖除魔，遨游大千世界，谈笑间便一生消逝，简直如神一般存在着。

可他们又与六朝志怪中的神人有着明显不同。

他们参与人间的纠葛，还带着拯救的使命。

不止为“怪”而怪，更为除“怪”而来。

这充分体现了志怪与传奇的不同之处。

然而这也告诉人们，此时的侠士形象并不完全。

侠士形象的完全，起步应该是在侠义类作品出现的时期。

盛唐的牛肃《纪闻》中的《吴保安》，能算的上是较早的一部侠义类作品，其中的角色较之前期作品已经明显成熟。

它记载了两个朋友生死交情的故事，感人至深。

在姚州都督李蒙手下做判官的郭仲翔举荐了同乡吴保安做管记。

然而吴保安还未就职，郭就在一次战斗中被蛮人所伏，还要挟一千匹绢来赎人，郭便写信给吴要求援助。

吴为了救郭，竭力经营财物，十年不回家，妻儿饥寒交迫，无以为继，一路乞讨找到了姚州。

后任都督帮助吴保安，终于凑足了绢将郭仲翔赎回。

后来吴死在彭山丞任上，郭又亲去祭奠，背负他夫妻二人的尸骨，徒步几千里，送回故乡安葬，并抚养吴的儿子，最后还将自己的官让给了吴子。

吴保安、郭仲翔二人的角色创造打破了长期以来侠士形象创造的僵局。

他们不再与天地鬼神相关，也不如奇人异士般遨游大千世界，而是借朋友间珍贵的情谊将人性中的勇、信、知、义等珍贵品质展现出来。

这与文人心中的理想侠士形象非常合契。

二人结友互助，没有借助任何神力或是神器，以自己的能力创造了奇迹，拯救了对方。

作者在人物性格和语言描写上，也花了极大的功夫，将他们描写的血肉分明、跃然纸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