国与国之间，赤裸裸地只有力量的对比。

而我现在拥有的“力量”是什么？几百万版税？几首登上公告牌的歌曲？几家初创公司？

可笑。

可怜。

我抬起手，指尖轻轻触碰玻璃上自己的倒影。指尖冰凉，倒影中的少年也以同样的姿势抬手，我们的指尖在玻璃的二维平面上“相触”。

“我还是……太弱小了。”

这句话，我对着自己的影子，无声地吐出。嘴唇几乎没有动，只有喉咙深处轻微的震动。轻若叹息，却重如千钧。

弱小。

这个词从未如此清晰地刻入我的骨髓。不是财富上的贫穷，不是知名度上的微末，而是一种更根本的无力——当你想要保护的东西被伤害时，你发现自己能做的只有看着。

沈教授说，艺术拼的是生命体验，是灵魂深度。

那么，此刻我经历的，是什么体验？

是隔岸观火的侥幸吗？不，火已经烧过来了，烫到了我的皮肤。

是清醒无力的煎熬吗？是的，但不止于此——还有一种深切的羞耻感。为自己之前的沾沾自喜，为自己那些“布局未来”的精致算计，为自己差点忘记：个人成就的底座，是这个国家的尊严与安全。

手机在茶几上震动，嗡嗡声在寂静中格外刺耳。

我没有立刻去接。让它响了七八声，才缓缓转身，走回沙发旁。屏幕上显示“高军”。深吸一口气，接通。

“小田总，没打扰你休息吧？”高军的声音带着惯有的干练，“明报出版社的最终合同电子版发到你邮箱了，条款基本按我们提的改动了。另外，david miller助理已经确认了当天的行程安排。”

我听着，目光依然落在电视屏幕上。静音的画面还在循环播放：救援人员在瓦砾中搜寻，记者在临时医院前报道，中国留学生在贝尔格莱德街头手持蜡烛……

“高总。”我的声音异常平静，平静到我自己都有些陌生，“与Jive唱片的谈判，条件可以更主动一些。”

高军在那头愣了一下：“更主动？我们之前定的策略是以稳妥为主，毕竟对方是国际巨头，我们……”

“我的意思是，”我打断他，语气依然平稳，但每个字都像精心打磨过的冰，“我们要更快，更强大。有些事，等不起。”

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。高军是个聪明人，他一定从我的语气里听出了什么。但他没有追问具体原因，这是他的职业素养——也是我最欣赏他的地方之一。

“明白。”他很快回应，“我会重新评估谈判策略，侧重长期战略捆绑，而不是短期利益最大化。另外，david这边，我需要调整一下会面的议程吗？”

“不用。”我说，“商业归商业。但我们要让他看到‘星海’的野心不止于中国市场——我们要成为亚洲音乐内容的核心供应商，未来三年，辐射东南亚，五年内，进入欧美主流市场。”

这句话说出口的瞬间，我感到一种奇异的释然。

之前的我，一直在小心翼翼地计算“可行性”：以我现在的年龄和资源，能做什么、不能做什么、哪些事要缓一缓、哪些人要不得罪……这种计算本身没有错，但它让我变得保守，变得过分追求“稳妥成长”。

但现在，那种谨慎被一种更急迫的东西取代了。

时间不等人。

世界不会停步等我慢慢长大。

我要让“星海”不仅是家成功的文化公司，更要成为传递中国声音、展现文化自信的桥梁——不，桥梁还不够，我要让它成为灯塔。在文化的暗夜里，发出自己的光。

我要让“howard. tian”不仅是音乐天才的符号，更要成为国际文化交流中无法忽视的、受人尊敬的坐标。

让他们在提到中国音乐人时，第一个想到的不是“神秘的东方异域风情”，而是“那个创作出伟大作品的艺术同行”。

我要积累的，不仅是金钱，更是能量——文化的、舆论的、乃至在未来更广阔领域的话语权能量。

钱会贬值，但影响力不会。一首歌可以穿越时间，一本书可以改变观念，一部电影可以重塑认知。

“高总，”我补充道，“让我们的人，密切关注国际舆论对此事件的报道分析，特别是文化领域。欧美主流媒体怎么报，文艺界人士怎么评，普通网民怎么议。我要一份详细报告，每周更新。”

“明白。”高军顿了顿，轻声问，“小田总，你……还好吧？”

这句带着人情味的询问，让我的眼眶突然有些发热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压住那股情绪：“我没事。只是……更清楚我们要做什么了。”

挂断高军的电话，另一种更坚硬的东西在心底沉淀；

从今夜起，我的奔跑不再只为个人野望，更为了在未来某个相似的黑夜，能有力量点亮一盏灯，而非只能隔窗注视深渊。

我走到迷你吧台前，倒了一杯冰水。

玻璃杯壁迅速凝结出水珠，沿着杯壁滑落，像无声的泪。

我举起杯，对着窗外那片虚假繁荣的光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