窗外的维多利亚港沉入午夜，灯火如破碎的琉璃散落在墨黑的海面。
我站在半岛酒店套房的落地窗前，指尖触碰着冰凉的玻璃——五月的香港，空调的冷气与窗外海风带来的湿气在玻璃上交锋，凝结出一层细密的水珠。
我呵出一口气，在玻璃上晕开一小片模糊的温暖，透过那朦胧，对岸中环的摩天楼群扭曲变形，像一座座沉默的金色墓碑，矗立在资本的坟场之中。
沈钧儒教授关于“守法、破法、无法”的余音还在耳畔回响，那种触及艺术灵魂的震颤尚未平复。
三小时前，老先生用枯瘦的手指蘸着茶水，在红木桌面上写下“法度”二字时的郑重神情，此刻却在这满室孤寂中渐渐褪色。
我打开电视，本想让财经新闻的枯燥声音填充这过分的安静。cNN的财经频道正在分析亚洲金融危机后的市场复苏，主持人语调平稳，图表闪烁。我机械地盯着屏幕，脑子里却还在消化与明报出版社的合同细节、与李泽明总编关于《鬼吹灯》初版细节的争论、与几位导演敲定的电影投资框架协议。
香港像一台精密的机器，而我正学着如何成为其中一个齿轮。
遥控器滑到下一频道。
画面陡然切换。
残破的建筑。倾斜的钢筋如折断的肋骨刺向天空。救护车蓝红色的灯光在夜色中闪烁，像垂死者的脉搏。瓦砾堆前，一面破损的五星红旗被小心翼翼地拾起，年轻士兵的脸上混着泥土与血污——不，那不是血污，是泪水流过尘灰的痕迹。
我愣住了。尽管已经过去了48小时，那些画面依然像新鲜的伤口……
手指僵在遥控器上。
1999年5月8日，贝尔格莱德。
那个日期像冰冷的钉子，瞬间钉穿了我所有的思绪。我几乎忘记了——不，是我刻意不去触碰——这个时间点，这个事件。重生以来，我小心翼翼地避开所有可能触碰的“历史节点”，像在雷区跳舞的盲人，只专注于那些我能改变的小范围：一首歌、一本书、一家公司。
我以为我能绕过去。
我以为专注于“文化战场”，就能暂时避开那些更残酷的碰撞。
天真。
新闻主播凝重沉痛的面容出现在画面左下角，她的嘴唇在动，但我听不见声音。我关掉了音量键，让房间陷入一种诡异的寂静。静音后的画面反而更具冲击力——那些倒塌的墙体在无声中崩塌，那些奔跑的身影在无声中呐喊，那面国旗在无声中缓缓展开。
寂静，有时比任何喧嚣都更具穿透力。
我缓缓坐进沙发，皮革表面冰凉。电视屏幕的光映在我脸上，明暗交替。茶几上散落着这几天的会议纪要、合同草案、名片，还有陈先生送我的一小盒陈年普洱。那些纸张上的文字突然变得如此轻薄——版权分成、票房保底、艺人经纪条款——在那些真实倒塌的墙壁面前，在那些真实逝去的生命面前，这些精心计算的商业博弈，像孩童过家家的沙堡。
重生以来的顺遂，在此刻显露出它脆弱的本质。
《明朝那些事儿》卖出数百万册？那又如何。那些铅字能挡住一枚导弹吗？
“howard. tian”的名字登上公告牌？那又如何。那串英文字母能在国际舆论场上为中国争得半分话语权吗？
“星海文化”初具雏形？那又如何。这家估值不过千万的公司，能在国家意志的惊涛骇浪中掀起哪怕一丝涟漪吗？
我依旧是那只试图撼动大树的蚍蜉。
但这一次，我面对的不是文化的细流，而是钢铁与鲜血的洪流。
先知先觉？我知道2001年中美撞机事件，我知道2008年奥运圣火传递风波，我知道未来二十多年中美关系的每一次波折。但这种“知道”在此刻显得如此苍白无力——我无法阻止已经发生的事情，我甚至无法对任何人说出“我早知道”。
这种无力感比前世的任何挫败都更深刻。
前世，我是个普通的键盘青年，对这类事件，大多止于论坛上的愤慨、朋友圈的转发、深夜与朋友喝酒时的几句牢骚。然后第二天继续上班，继续为房贷和升职焦虑。那种愤怒是真实的，但也是安全的、有距离的——就像隔着玻璃看一场暴雨，你知道自己不会被淋湿。
但现在，这块玻璃碎了。
雨直接浇在脸上。
因为我身处1999年，因为我知道这件事将如何发酵，知道它将如何成为一代人的集体记忆，知道它将在未来二十年的中美关系里埋下怎样的伏笔。更重要的是——因为我这一世，选择了一条“向外走”的路。我要让中国故事被世界听见，我要让华语音乐登上国际舞台，我要让“星海”成为文化桥梁。
桥梁？
当桥墩都可能被炸毁的时候，桥面还能安稳吗？
一种混合着巨大愤怒、深切悲痛和冰冷无力的情绪，像浓稠的沥青，从胃部开始上涌，包裹住我的心脏，缓慢地窒息着我。愤怒是对野蛮行径的本能反应，悲痛是为那些消逝的生命，而无力——是对自己渺小的残酷认知。
我走到窗前，背对着那片虚假繁荣的光海。
玻璃上倒映出我年轻却写满沉重的脸。十五岁的皮囊，皮肤光洁，没有皱纹，但眼神已经老了。那种“老”不是疲惫，是见识过更复杂世界后的清醒——或者说，清醒后的痛苦。
前世，我在网络上看过太多关于“国际关系本质”的讨论：丛林法则、实力博弈、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……那些抽象的理论，在此刻具象成电视屏幕上倒塌的楼体、破碎的国旗、记者哽咽的侧脸。
谴责、抗议、调查、遗憾……
这些词汇的背后，是冰冷的力量对比和铁一般的现实。
人与人之间，还有公序良俗和法律托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