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负值”

则指向虚无与缺失。诗人在此打破了传统的二元对立思维，揭示出存在与虚无的相对性。

这种哲学悖论的诗性表达，与道家

“有无相生”

的思想不谋而合。老子在《道德经》中写道：“天下万物生于有，有生于无。”《距离》中的

“正值”

与

“负值”

并非绝对的对立，而是相互依存、相互转化的关系。在人际关系中，看似紧密的

“正值”

联结，实则可能隐藏着深深的疏离；而表面的

“负值”

隔阂，或许蕴含着理解与共鸣的可能。这种辩证思维的引入，使诗歌超越了单纯的情感抒发，上升到形而上的哲学层面。

四、极简形式与无限意蕴的美学张力

《距离》在形式上采用了极简主义的创作手法，全诗仅由短短几行构成，几乎摒弃了所有修饰性语言。这种极简形式与丰富意蕴之间形成了强烈的美学张力。正如中国古典诗歌理论中

“言有尽而意无穷”

的美学追求，《距离》以最简洁的语言形式，承载了最复杂的哲学思考。

在现代诗歌创作中，极简主义已成为一种重要的美学倾向。美国诗人威廉?卡洛斯?威廉姆斯的《便条》以

“我吃了

\/

放在

\/

冰箱里的

\/

梅子”

的极简表述，引发读者对日常生活诗意的重新审视。《距离》同样通过极简形式，迫使读者将注意力聚焦于诗歌的内在逻辑与哲学意蕴。这种形式与内容的高度统一，使诗歌具有了强大的艺术感染力。

五、结语：在距离中寻找存在的意义

树科的《距离》以粤语为语言载体，通过符号解构、意象并置、哲学思辨与极简形式的有机融合，完成了对

“距离”

这一主题的深度开掘。在这首诗中，“距离”

不再是简单的物理概念或情感体验，而是成为了理解人类存在本质的重要维度。诗人以诗歌为媒介，揭示了存在的悖论与困境，同时也暗示了在距离中寻找意义的可能。

在当代社会，人与人之间的物理距离因科技发展而不断缩短，但心灵的隔阂却日益加深。《距离》的创作，不仅具有诗学层面的价值，更对我们理解当代社会的人际关系与存在状态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。它提醒我们，或许正是在对

“距离”

的不断思考与探索中，我们才能真正理解自我与他者、个体与社群、人类与宇宙之间的关系，从而在存在的困境中寻得一丝光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