李嘉祺赶忙擦去脸上的泪水，给母亲介绍那女子，说她叫伊藤良子。

母亲扭头望着伊藤良子，问李嘉祺：“这就是你信中说的那个日本婆娘？”

李嘉祺的脸唰地就红了，说：“不是婆娘，是妻子。说婆娘多难听呀。”

母亲呵呵笑道：“那还不是一样，就是跟你吃饭睡觉的女人嘛！”然后就拉着伊藤良子上看下看，左看右看起来。她一边看，一边点着头说：“唔，不错，还真像你信中说的那样，长得很漂亮，跟墙上的画儿一样！”

李嘉祺正想附和着说点什么，不料母亲的目光却停留在良子的髋部上，摇着头，面有憾色地说：“就是盆骨窄了点，今后生娃娃艰难！”

李嘉祺没想到母亲会当着良子与众多下人的面，说起生娃娃的事来，一时尴尬至极，不知如何应答。

旁边的良子见状，不由得紧张起来。她忐忑不安地注视着满面通红的李嘉祺，急于想知道他母亲在说什么。

李嘉祺赶急掩住尴尬，笑逐颜开地大声说道：“我妈说你长得很漂亮，她很喜欢你！我妈还说……还说你今后一定能为我们李家生一大串漂亮的娃娃！”

良子惊喜地眨动着双眼，像受了最高奖赏似的激动不已。她红着脸，朝老太太深深地弯下腰去，用半生不熟的汉语，泪盈盈地说道：“谢谢母亲大人，谢谢您对良子的夸奖！”

围在四周的丫鬟都不觉捂住嘴，哧哧地笑起来。

这时，他二哥李嘉瑞已经带着人去搬行李了。行李共有三件，有两件是黄色的牛皮箱子，有一件是灰色的铁皮箱子，已经被轿夫从滑竿上解下来，放到了地上。李嘉瑞走上前，指挥两个下人去提牛皮箱子，自己则亲自去提那个铁皮箱子。然而，他刚将铁皮箱子提起来，就禁不住大声嚷叫道：“三弟，你这箱子里装的啥啊？这么重！”说着，还提拎着那铁皮箱子，上下颠了颠。

正与母亲说话的李嘉祺不禁被他这个动作吓得骇然失色，赶急奔过去，将那铁皮箱子按放到地上，惊魂不定地说：“不麻烦你了，二哥，还是我……我自己来吧！”

李嘉瑞怔怔地看着他，发现他的鼻尖上竟然浸出了一层细密的汗珠。

夕阳终于燃尽最后一抹余晖，跌落到遥远的西山后面去了。龙门前顿即一片阴暗凉爽。人们在老太太的带领下，簇拥着李嘉祺和伊藤良子，踏着龙门的石梯往家里走去。可李嘉瑞却站在坝地上没有动步。他仰起脖子，蹙着眉头，望着李嘉祺的背影和他手里的铁皮箱子发愣。

暮色四起，雾幔一样涌向远处的田野，也爬上了他的额头。

在自己从小居住的“木栖三馆”里安顿下来后，李嘉祺和伊藤良子就被一个小手小脚的丫鬟请到餐堂去吃晚饭。这是母亲特意为了他们安排的洗尘家宴。可李嘉祺坐在摆满了鸡鸭鱼肉的八仙桌旁，只草草吃了几口菜扒了几口饭后，就把筷子放下了。他蹙着眉头，用手按住腹部。他觉得，下午那阵胸闷与头痛突然又泛涌起来，在他的身体里四散弥溢，到处窜走。他的胃里，控制不住地绞起一阵痉挛，一阵痛楚。

坐在旁边的母亲回过身来，关切地问他：“咋啦？胃子不舒服？”

他摇着头，不说话。他想起了外面田野里的那些罂粟。

作为一个见多识广的青年知识分子，李嘉祺当然知道罂粟是什么东西，当然知道罂粟与鸦片的关系，当然知道自清朝末年以来，鸦片对中国和中国人的祸害！记得七八年前，他还未去南京上学，就曾在故乡的县城和小镇里，听说过一些关于鸦片的事。那时，川西平原是根本不种罂粟的，人们吸食的鸦片都是从西面的大山里，翻山越岭贩运出来的。由于稀有和贵重，吸食的人很少，仅限于富贵人家无所事事的老爷和太太，至于那些穷家小户的人们，基本上连鸦片的影子都见不着。他们唯一见识鸦片的机会，就是在孩子伤风感冒的时候，前去央求那些吸食鸦片的老爷或者太太，往孩子的脸上喷一口烟雾，以医治孩子的头痛脑热。所以，在很长一段时间，鸦片就像一种神秘诡异的妙药仙丹，只在那些高墙深院里秘密流传，而非街头市井的凡俗之物。至于他们李家，虽说是崇义镇的头等大户，却没有一个人敢去沾染鸦片。他们祖上早就立下了规矩：“凡染鸦片者，鞭刑五十，逐出家门，废其所有！”不仅要挨鞭子，还要被逐出家门，废其在家中所有的财产继承权，他们这些儿孙辈中，哪个还敢去动那东西呢？可现在，一直讳莫如深地隐匿在大山深处的罂粟，竟堂而皇之地种到了川西平原，种到了自己的家门口！难道他二哥就不知道这东西的可怕与祸害？就不怕坏了祖上的规矩，受到严厉的责罚？

李嘉祺抬起头来，把目光投向坐在桌子对面的李嘉瑞，愤愤地说：“二哥，你的胆子也太大了，竟敢去种这东西！”

李嘉瑞无所谓地笑了笑，说：“我哪有这胆量啊？都是大哥的主张！”

“大哥的主张？！”李嘉祺惊住了。他怔怔地看着李嘉瑞，感到有一股寒气从脚底升起，冬日之蛇似的，蹿向他的胸膛，蹿向他的后背。他胃里的疼痛突然加剧了，似要把刚才吃下去的饭食全都翻搅出来。他用拳头紧紧地抵着痛处，瞪着李嘉瑞说：“大哥在部队上当他的团长，家里的地上种啥东西，跟他有啥关系呀！”

李嘉瑞苦笑着摇了摇头，说：“家里的事你还不清楚？这么多年来，哪样事情不是大哥说了算嘛！”

李嘉祺沉默了。他知道，由于父亲过早离世，大哥在很年轻的时候，就担负起了家族兴旺的重任。大哥曾在崇义镇上开过粮店、布店，还曾跑到山里去开过炭厂。但混乱的世道并没有给大哥多少希望和出路，倒是给了他很多惨痛的教训。他的粮店和布店，曾在一夜之间被换防的军队抢个精光，他的炭厂则遭到土匪的打劫，甚至还被拉了“肥猪”，把他绑到土匪窝里，勒索了三千块银圆才放了他。大哥从这一系列的惨痛遭遇中，终于明白了一个在乱世安身立命的道理：你要想活得好，活得不受人欺负，你就得有势力！势力从哪里来？最简单直接的，就是要有人马，要有枪！于是，企图以商富强的大哥便抛家弃业投了军，开始将家里的银圆一袋又一袋地搬到军队上去，不惜血本地买官。大哥很快就成功了。先是排长、连长，后是营长、团长。先是带着马弁回家，后是坐着轿子回家。最风光的一次，大哥竟带了一个警卫排回李家花园过年，那威风凛凛的马队，那前呼后拥的气势，把崇义镇的人全都看傻了眼，木戳戳地站立在大路两旁，肃然无声地望着他大哥的背影发呆。

随着大哥在军队官位的节节高升，他在家族中的权威也变得毋庸置疑起来。他像一棵参天大树，守护着家族的一切，也遮蔽着家族的一切。像种罂粟这样破天荒的大事，没有大哥的主张或者准许，他二哥是绝对不敢去妄作非为的！

但是，在军队里当了团长的大哥，就能如此胆大包天，胡作非为么？

李嘉祺不觉转过脸去，望着他母亲。老太太已经吃完了饭，正端坐在椅子上，手掐佛珠，闭目念着佛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