张汝京沉默了。他站起来，走到窗边，看着外面雨中朦胧的张江。
“浩彣，”他背对着我说，“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回大陆建芯片厂吗？”
“为国家解决‘卡脖子’问题。”我说出那个后来常见的词。
“那是大道理。”张汝京转过身，“小道理是——我不甘心。”
他走回会议桌，坐下，双手交叉放在桌上：“我在德州仪器干了二十年，从工程师做到资深总监。我参与过从3微米到0.5微米好几代制程的研发。我知道怎么做芯片，知道怎么管理团队，知道怎么控制成本。”
他的声音很平静，但每个字都带着力量。
“但我更知道，芯片这个行业，不只是技术，更是生态。是设计、制造、封装、测试的完整产业链。是EdA软件、光刻胶、硅片、特种气体的供应链。是成千上万家企业形成的集群。”
他停顿了一下：“台湾有台积电，有联电，有日月光。韩国有三星，有海力士。美国有英特尔，有Amd，有应用材料。大陆有什么？”
我看着他的眼睛。
“大陆有市场，有人才，有决心。”张汝京继续说，“但就是没有完整的芯片制造能力。设计公司可以找台积电代工，但万一……万一哪天这条路走不通了呢？”
他没有说“万一”后面是什么。但我们都明白。
“所以我想回来建一座厂。”他说，“不一定是最大的，不一定是技术最先进的。但要是完整的，要是可控的，要是属于我们自己的。”
他看着我：“浩彣，你投的2000万美元，不只是钱。是一种态度——一个十五岁的少年，一个做文化产业的年轻人，都愿意把钱投到芯片这种苦行业、慢行业、高风险行业。这种态度，比钱更重要。”
我心里一震。
“张博士，”我说，“我不懂芯片技术，不懂制造工艺。我能提供的只有钱，和一点……年轻人的视角。”
“这就够了。”张汝京笑了，“钱是弹药，视角是方向。我都需要。”
“不过张博士，还有一个问题我比较担心。”我说，“专利。美国、日本、台湾的半导体企业，手里握着大量基础专利。如果我们完全按国际主流路线走，可能会踩进专利雷区。”
张汝京点头：“这正是我最头疼的。你有什么建议？”
“三条腿走路。”我打开笔记本，“第一，聘请美国的专利律师团队，提前做专利地图分析，规避现有专利池。第二，与中科院微电子所合作，开发替代性工艺路线，哪怕初期效率低一点，但要绕开专利墙。第三，主动找台积电、英特尔谈交叉授权——我们可以用市场换技术，或者用未来的专利份额做交换。”
张汝京眼睛亮了起来：“你想得很深。”
“我只是不想我们投入几十亿，最后却给别人做嫁衣。”我说，“芯片产业到最后，拼的是专利生态。我们现在就要开始布局。”
他切换幻灯片，出现一份投资协议草案。
“你的2000万美元，占第一期基金的5%。相应的，你在项目公司占有1.67%的股权。”张汝京说，“但我要提前告诉你风险——这个项目可能十年都不盈利，可能永远都赚不到钱。你的投资可能血本无归。”
“我知道。”我说。
“还有，”他继续说，“芯片是敏感行业。未来可能会面临技术封锁、设备禁运、专利诉讼。这些风险，你也要承担。”
“我明白。”
张汝京看着我，看了很久。然后他站起来，伸出手：“那么，欢迎加入。”
我握住他的手。他的手很暖，很有力。
“协议细节，我的律师会和你的律师对接。”他说，“资金需要在三个月内到位。有问题吗？”
“没问题。”
中午，我和张汝京在写字楼附近的餐厅吃饭。
很小的本帮菜馆，几张桌子，墙上贴着泛黄的菜单。我们要了红烧肉、油爆虾、腌笃鲜、青菜。家常菜，但做得很地道。
“在美国几十年，最想念的就是这口。”张汝京夹了块红烧肉，“台湾的菜也好吃，但和上海的味道不一样。”
“张博士是上海人？”我问。
“祖籍南京，但在上海长大。”他说，“中学读的是市西中学，大学去了台湾，然后美国。兜了一大圈，又回来了。”
“为什么选择上海，不是北京或者深圳？”
“产业链。”张汝京放下筷子，“上海有华虹在搞芯片制造，有复旦、交大在培养微电子人才，有港口方便设备进口，有外资银行可以提供贷款。更重要的是——上海市政府有决心。他们承诺提供土地、税收优惠、人才引进政策。这些都很重要。”
他顿了顿：“当然，也有感情因素。回到长大的地方做事，感觉不一样。”
我想起西安，想起秦腔，想起那些埋在土里的陶俑。
根在哪里，心就在哪里。
“浩彣，”张汝京忽然问，“你做音乐，做互联网，都是风口行业，来钱快。为什么对芯片这种硬骨头感兴趣？”
我思考了几秒。
“因为我看到了一组数字。”我说，“1999年，中国进口芯片花了80亿美元。今年可能超过100亿。未来五年，这个数字还会翻倍。这些钱，都流到国外去了。”
张汝京点头。
“而芯片是什么？”我继续说，“是计算机的心脏，是手机的脑子，是所有电子设备的灵魂。我们如果不能自己造芯，就永远受制于人。就像一个人，心脏要靠别人供给，那命就不是自己的。”
这些话有些大，有些空。但我是真心的。
前世，我看到过中兴、华为被制裁的新闻。看到过中国芯片产业被“卡脖子”的困境。看到过无数科技企业因为一颗小小的芯片而停摆。
那些画面，我记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