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具体方案回北京后细化。”我放下笔，“但思路要清楚：台湾不是‘市场’，是‘伙伴’。我们要的是双向流动——把台湾的好音乐引入大陆，也把大陆的新声音带到台湾。最终，形成华语音乐的共同体。”

“共同体……”高军重复这个词，若有所思，“这个词用得精准。不是谁吞并谁，是共同生长。”

“对。”我走回座位，咖啡已经凉了，但我还是喝了一口，“另外，关于香港本地落地。‘星海现场’香港版的选址，何生那边有什么新建议？”

高军切换回香港地图的幻灯片：“根据何生的建议，我昨天下午抽空去看了三个地方：铜锣湾、旺角、尖沙咀。这是对比分析。”

他详细讲解，我仔细听：

铜锣湾

优势：人流最大，时尚年轻人聚集，商业氛围成熟

劣势：租金是天文数字（每平米月租超过500港币），空间难找，而且竞争激烈——周边已有多个Live house和酒吧

氛围：过于商业化，可能失去音乐空间的纯粹性

旺角

优势：租金中等（约300港币\/平米），本港文化气息浓厚——庙街夜市、老式音像店、街头小吃摊，是香港草根文化的核心区

劣势：空间确实难找，旺角地少人多，合适的铺位一放出就被抢；环境嘈杂，可能需要做很好的隔音

氛围：真实、生猛、有烟火气

尖沙咀

优势：租金较高但低于铜锣湾，游客多，国际化程度高

劣势：可能失去本地特色，变成又一个“游客打卡点”；空间以商场铺位为主，缺少独立建筑的个性

氛围：精致但可能流于表面

高军讲完后，会议室安静了几秒。投影仪散热扇的嗡嗡声变得清晰。

“我建议旺角。”高军给出结论，语气很坚定，“虽然空间难找，但那里是香港真正的‘心脏’。我们要做的不是另一个高端演出场所，而是一个有温度、有根系的音乐社群空间。在那里，音乐不是奢侈品，是生活的一部分。”

我看着幕布上旺角街区的照片：拥挤的招牌、狭窄的街道、霓虹灯在夜色中闪烁、路边摊冒着热气……那种蓬勃的、混乱的、真实的生命力，透过照片扑面而来。

“同意。”我说，心里已经浮现出画面，“面积不用大，200-300平米足够。关键是要有特色——可以结合香港的本土元素，比如老式茶餐厅风格的门面、霓虹灯艺术装置、粤语歌主题夜、甚至邀请本地漫画家在墙上创作……”

我越说越快，高军飞速记录。

“装修风格要‘粗粝但有质感’——暴露的红砖墙、旧木板、锈铁件，但音响设备必须是最好的。要让观众觉得，这是一个‘懂音乐的人’做的地方。”

“还有一个想法。”高军眼睛一亮，插话道，“我们可以和香港的大学合作——港大、中大、浸会大学都有音乐系或相关专业。定期举办‘校园创作人专场’，给学生提供演出机会。这既能发掘新人，又能培养年轻观众。学生票可以优惠，甚至免费，但需要提前预约。”

“很好。”我点头，这个想法很接地气，“这件事你全权负责，预算控制在200万港币以内。另外，要找本地的设计团队，不要用我们北京的——他们不懂香港的气味。”

“明白。”

会议进行到中午十二点半。阳光已经从海面移动到中环的楼群间，在玻璃幕墙上反射出刺眼的光斑。我们收拾资料，准备去吃午饭。

中环，威灵顿街，一家老字号茶餐厅。

餐厅门面窄小，招牌上的漆字已经斑驳。推门进去，一股混杂着油烟、奶茶、菠萝包香气的热浪扑面而来。正是午餐高峰，店里坐满了上班族——穿衬衫打领带的银行职员、西装套裙的女白领、还有几个看起来像律师的中年男人。

我们等了三分钟才等到角落的卡座。高军显然常来，熟络地用粤语点了餐：“两份常餐，奶茶走甜，再加一份奶油多。”

等餐时，周遭的嘈杂声像一层厚厚的音墙：碗碟碰撞声、伙计的吆喝声、食客的谈笑声、后厨的炒菜声……这些声音交织在一起，形成香港特有的市井交响。我靠在卡座的皮质椅背上，看着这忙碌的场景，突然觉得，这才是香港的真相——不是维港的夜景，不是半岛的奢华，而是这拥挤的茶餐厅里，为了生存而匆忙进食的人们。

高军压低声音，提到了一个敏感话题：“小田总，大使馆事件……会不会影响我们和国际公司的合作？特别是david马上就要来了。”

我搅拌着面前的冻奶茶，塑料吸管在杯中划出漩涡。这个问题我昨晚就想过了。

“短期可能会有影响，情绪上。”我缓缓说，“david是美国人，他的同事、朋友里，可能有支持北约行动的人。见面时，气氛可能会微妙。”

“那我们要回避这个话题吗？”

“不回避，但也不主动触碰。”我看着奶茶的褐色液体，“如果他提起，我们要表达‘愤慨’，但不要把话题上升到政治辩论。重点是——我们是商业伙伴，不是外交官。”

高军点头：“那合作本身呢？Jive会不会因此调整对中国市场的策略？”

“从商业逻辑看，不会。”我说，“中国市场有十几亿人，经济增长速度是全球最快的。这个基本盘，不会因为一次国际事件就改变。Jive看中的是未来十年的市场潜力，不是当下的政治氛围。”

“但david个人会不会有顾虑？”

“他是专业人士。”我喝了一口奶茶，甜度刚好，“在华尔街和好莱坞，有一条铁律：政治归政治，生意归生意。只要我们不主动把生意和政治捆绑，他就不会。当然，见面时我们需要更谨慎——多谈音乐，多谈市场数据，少谈文化差异。”

高军若有所思。这时，伙计端来了常餐：煎蛋、火腿、通心粉，还有两片涂了黄油的烤面包。简单的食物，在忙碌的中午显得格外实在。

我们开始吃饭。通心粉煮得软硬适中，汤汁浓郁。我吃着，脑子里却在梳理下午的安排。

“下午两点，香港艺术馆。”高军看了眼手表，“吴冠中画展的特别展览，我约了导览。”

“好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