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98年7月9日清晨，首都机场在薄雾中开启了一天的忙碌。

没在北京过多的停留，我独自一人，办理登机手续，再次踏上归途。

“田先生，您的登机牌。”地勤人员微笑着递来证件，眼神中带着认出我后的惊讶。

我礼貌地点头致谢，快步走向候机室。

坐在候机室的角落里，我打开随身携带的笔记本，上面密密麻麻记录着近期工作重点；

高军梳理的“星海文化”情况汇总，李宗盛对音乐品质的执着，杨峻荣对市场运作的老道，以及我们三人达成的共识，都还历历在目。

然而不过数小时后，我将回到那个熟悉的县城，以初二学生的身份参加期末考试。

这种身份的剧烈转换，让我产生了一种奇特的疏离感。我摘下在商务场合习惯性佩戴的腕表，仿佛也卸下了一层无形的铠甲。

飞机起飞时，我望着窗外逐渐缩小的北京城，不禁想起这段时间经历的种种。

从金曲奖的荣耀，到与行业巨擘的深度合作，再到此刻的归乡之旅，人生的轨迹仿佛在时空中划出了一道道错综复杂的弧线。

三个小时的航程，我时而翻阅着工作文件，时而凝视着窗外的云海。

当飞机开始下降，环绕在群山中的平原在机翼下伸展开时，我将文件仔细收好，戴上口罩，换上了一身更符合学生身份的普通t恤和牛仔裤。

镜中的自己，眼神里还残留着商业谈判的锐利，需要刻意收敛，才能变回那个略显青涩的少年。

走出双流机场，热浪扑面而来。与香港冷气充足的写字楼相比，这里的盛夏显得格外真实。

我拒绝了机场黑车的招揽，走向长途汽车站——这是我一直坚持的习惯，既然要回归平凡学生的身份，就要彻底融入其中。

长途汽车在崎岖的国道上颠簸，窗外是连绵的丘陵和零散的村落。

还要等到明年年底，家乡的第一条高速公路才能建成通车。

车厢里混合着汗味、烟草味和方便面的气味，邻座的大叔鼾声如雷。

我靠在窗边，任由思绪飘远。

这些年，无论在北京多么忙碌，我始终恪守着一年两次的回乡约定。

这不仅是为了维系学生身份的必要之举，更是我刻意保留的一条与过往生活、与平凡世界的连接线。

每次踏上归途，都像是一次精神的锚定，提醒自己来自何处，初心何在。

汽车驶入市区时，已是傍晚时分。

浓郁的酒糟香气，伴着窗外的渐凉的风，冲刷着车内混杂的臭味；夕阳给这座万里长江第一城镀上了一层金色，道路两旁的树在微风中沙沙作响。

汽车缓缓穿过街道，驶过那座横亘在金沙江上的马鸣溪老桥，再次提速，开往县城的方向。

到家已近夜深。

我提着简单的行李走下汽车，深深地吸了一口故乡的空气——那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独特味道。

这种踏实的味道，可以瞬间压制住我几欲作呕的晕车冲动。

“耗儿！”母亲在车站出口用力挥手，脸上洋溢着抑制不住的喜悦。她比上次见面时胖了些，气色也好多了。

“妈。”我快步走过去，她顺手接过我的行李。

“你爸去接你姐了，她学校今天补课。”母亲透过道路旁的灯光上下打量着，“又瘦了！在北京是不是没好好吃饭？”

我笑着任由她唠叨，这种久违的关怀让人心安。

走在回家的路上，母亲迫不及待地开始分享家里的新变化：“新房都装修好了，就等你回来看看还有什么要添置的。你爸上个月提回来了的大货车，红色的，可气派了！你二表哥现在专门跑省城线路，生意好得很……”

我缓缓地走着，静静地听着，目光扫过街道两旁熟悉又陌生的景致。

走过这段记忆中长长的街道，一座三幢相连的七层新楼，就矗立在十字路口交叉处的右边。

路灯的映照下，泛着米色的外墙，蓝色的玻璃窗，在这个灰扑扑的县城里，显得格外醒目。

“就是这里了！”母亲的声音里带着自豪，“咱们家在顶楼，视野可好了。”

落后母亲半个身位，走进小区的入口，穿过通道，缓缓踏上的那条楼梯。

“这是按照你要求，买的顶楼，有点累吧。”母亲笑着说。

一步一步缓缓地踏着，一层一层缓缓地攀着……

推开楼梯尽头那扇厚重的防盗门，母亲放下行李，抚了一下墙上的开关，宽敞明亮的客厅映入眼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