拿到了周末去大姨家学琴的“通行证”，我的生活节奏仿佛被上紧了发条，目标也愈发清晰起来。

每个周六的清晨，我都会早早起床，完成雷打不动的晨跑和早餐，然后揣上母亲给的几块钱路费和零花，独自一人来到镇上的汽车站，挤上那辆开往县城的破旧中巴车。

车厢里混杂着烟草、汗水和鸡鸭禽畜的味道，颠簸在坑洼的柏油路上，但我心里却充满了朝圣般的期待。

车窗外的景物从熟悉的稻田、农舍，逐渐变为更密集的房屋、冒着黑烟的乡镇小厂，最后是县城边缘那片略显杂乱但充满生机的城乡结合部。

这条路，我走得越来越熟，也越来越从容。

父母从一开始的千叮万嘱，到后来只是站在门口目送我离开，他们的眼神里，担忧渐渐被信任取代。

我知道，我正在用行动，一点点拓宽他们对我“独立能力”的认知边界。

在大姨家，学习的重心彻底转向了音乐。

嫂子，三姐，何老师，是一位极其称职的引路人。

她并没有因为我的“天赋”而拔苗助长，反而异常注重基础。

从最枯燥的哈农指法练习，到复杂的音阶、琶音；

从严谨的乐理知识，到视唱练耳的严格训练，她要求我一板一眼，不容丝毫取巧。

“浩彣，天赋是老天赏饭吃，但基本功是你自己端稳饭碗的本钱。”她常常这样告诫我，神色严肃。

令我庆幸的是，我脑中的“AI外挂”在音乐学习上展现了强大的辅助能力。

那些枯燥的指法练习，在“音流图”的视觉引导下，变成了手指的精准舞蹈，效率极高。

复杂的乐理知识，只要三姐讲解一遍，就能迅速被理解、吸收，并与脑海中已有的庞大“曲库”产生连接、印证。

我的进步速度，让三姐都时常感到震惊，但她很好地克制住了这种情绪，只是更加用心地为我规划学习路径。

除了钢琴，我也终于接触到了心心念念的吉他。

一个周六的下午，三姐带我去了她一个朋友的琴行。

琴行老板是个留着长发、穿着牛仔外套的年轻人，大家都叫他“亮子哥”。

他是县城里小有名气的吉他手，组过一个乐队，在县文化宫的舞厅里伴奏。

当三姐说明来意，亮子哥打量着我这个“小豆丁”，脸上写满了怀疑。

“何老师，你不是开玩笑吧？这么小的孩子学吉他？手够得着品吗？”

“你别小看他，试试就知道了。”三姐笑着把我推上前。

我拿起一把民谣吉他，抱在怀里确实有些吃力。

但我没有怯场，回忆着脑海中那些清晰的吉他分解和弦与扫弦节奏，凭着这段时间打下的乐理基础和手指灵活性，我磕磕绊绊地弹了一段《稻香》的前奏，虽然生涩，但和弦按得还算准确，节奏也稳。

亮子哥脸上的怀疑瞬间变成了惊讶，他凑过来，捏了捏我的手指：“嘿！有点意思啊！手指力度可以，乐感也不错。”

他转头对三姐说：“这孩子，是块料子！”

于是，我的学习清单里又加上了吉他。亮子哥是个随性的人，教学不像三姐那么系统，但更加注重实战和感觉。

他教我各种常用和弦的按法、转换技巧，教我基础的扫弦节奏型，还给我讲他们在舞厅伴奏的趣事，告诉我什么样的曲子能调动气氛。

通过亮子哥，我算是半只脚踏进了县城那个小小的、地下的音乐圈子。

我见过他们乐队排练，在狭小、堆满器材的房间里，汗流浃背地演奏着崔健、黑豹乐队的摇滚，也演奏着一些流行的港台情歌。

那种原始、粗糙却充满生命力的音乐氛围，深深吸引了我。

我知道，这里藏着这个时代的脉搏，藏着未来可能燎原的星星之火。

在这些音乐人面前，我始终保持着谦逊好学的姿态，一个“有点天赋、极度好学”的小弟弟形象深入人心。

他们愿意教我，也愿意在我面前高谈阔论，这让我得以吸收着来自不同渠道的音乐养分，也为我未来“创作”的“博采众长”打下了合理的基础。

时间在充实的学习中飞逝，转眼到了秋季。我升入了四年级，但依然保持着在家自学的状态。

姐姐田雪雪的“笔记支援”成了我了解学校教学进度、维持“好学生”人设的重要渠道。

而她自己的成绩，在我的“反向辅导”和责任感驱动下，稳稳地名列前茅，这让她对我的“请教”更加乐此不疲。

一个周五的晚上，我照例在翻阅姐姐的语文笔记，里面有一篇要求背诵的课文，是描写古代战争的。

看着那些文字，我脑海中突然不受控制地闪过许多画面——飞扬的旌旗、冰冷的铠甲、士兵的呐喊、谋士的沉吟……

这些画面杂乱却鲜活，伴随着一种莫名的情绪在我胸中激荡。

我下意识地拿出一个新的笔记本，拿起笔，试图将这些纷乱的思绪记录下来。

“……洪武皇帝朱元璋，出身布衣，起于微末，最终驱逐蒙元，定鼎南京，开创了大明王朝的近三百年基业。这本身，就是一个极具传奇色彩的故事……”

笔尖在纸上沙沙作响，一段文字自然而然地流淌出来。

不是课文那种刻板的叙述，而是一种带着个人视角、甚至有点调侃口吻的讲述。

我写下了朱元璋童年放牛、当和尚的艰辛，写他投奔红巾军时的决绝，写他与陈友谅、张士诚争霸时的权谋机变……

我一口气写了好几页，直到手腕发酸，才猛然惊醒。

我看着笔记本上那些略显稚嫩却异常流畅的字迹，心中骇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