沙漠绿树

大学毕业后，我回到家乡。突然从灯红酒绿的纸盒城市回归莺啼燕语、红花绿柳的山间，最初的阶段极不适应。再加上浓重的乡音，贵州人讲话，疾速又概括，方寸间不知多少意思匆匆溜去。在家里听凯里地方台的广播，半月后，才能顺畅跟人交流。

在大学的专业是生物工程，读书的时候，教授将这门科学说到了天花板上，当然，这门科学将来必定是大有作为，然而，在我踏出校门的时候，技术落后，并无太多实际性作用，再加上，我学艺不精。倒是在家乡找到了工作，每月拿着固定的工资，没有提成。跟父母住。姐姐住在凯里市中心医院的常驻病房里，她的身子虚弱，不能长久坐立。

如果认真算起，每日的唯一有建树的工作便是将母亲清晨煲好的汤送到医院，再亲手交给宋青阳。母亲煲汤的技术很高，但所有食材皆是由我搭配，我在大学里辅修了营养学，对养生一知半解。

凯里也是有养生会所的，每个月定期开办讲座，父亲的朋友是其中的主要人物，便介绍我去会所里听课，顺便谋个职务。

我去听过两次，第一次讲如何照顾年迈的父母亲，调整饮食，保证睡眠等；第二次讲如何保养皮肤，都是些大众急切知道的知识，但很浅薄。

我跟秀芹便是在第二次讲座上相识的。她那个时候有严重的荨麻疹，才不过三十几岁，脸却很苍老，又到处小沟小壑，额头嘴角长了粉刺，右脸颊上有红疹。是会所的新进会员。

她来迟了，蹑手蹑脚地进门，挨着我坐在倒数第几排。

“才开始吧？”她把包放下，静悄悄地脱掉外衣，捏着嗓子问我。

“才开头，方才讲的都是无关紧要的东西。”

讲座结束后我们成了朋友，后来经常一起喝茶。我不是个容易交朋友的人，但少年时背井离乡，如今这里罕有朋友，总要有个伴儿日子才好度过。秀芹是一个多月前才跟着丈夫到凯里的，以前住在一个大城市里，她丈夫被派驻到凯里的分公司做总经理，他们还没有孩子。这样的家庭搬起家来特别容易，只要人跟着走便可。

我跟她很谈得来，更重要的是，两个人都没什么事业心，游手好闲。有一次，她告诉我她想参加一个志愿教书的组织，那个组织隔天有讲座，要我陪她去看。

“那可不是短期的活儿，你丈夫放得下你？”我提醒她。

“我是自由身，谁能管得住，况且这是做好事，是行善积德，我积的德也会算到他头上，他何乐不为呢。”

志愿讲座开始前，我没料想自己竟会去穷乡僻壤做个教书匠，尽管几乎每个人小的时候都说过我的理想是当一名光荣的老师，但是长大后真正实现梦想的又有几个。

讲座开头播放了一段视频。一个光着脚的小女孩，高卷着裤腿，踩在泥泞的山路上，她要翻过三座大山去上学，每天三点钟起床，步行三小时，中午没有饭吃，晚上再走三小时的山路回家。教室是四堵墙加一个盖子，墙上有大洞，供自然光投入，没有玻璃窗，有桌子没有凳子，或者有凳子没有桌子。教书先生两鬓花白，农民打扮，说着蹩脚的普通话——正宗的土话，黑板上写着算错的数学题。

秀芹已经泪洒眼眶，当即交上了申请表。虽然我也动容，为那份求学的强烈之心所感动，为条件卑劣而心痛，但一年是漫长的，更何况不久前，我刚跟路铭订婚。然而，第二段视频放完后，我下了决心。要去，要去。

那段视频是采访一个到安顺打郎村支教的贵州师范大学的学生，跟她一起接受采访的是两个当地13岁左右的小女孩。记者问她，你的梦想是什么？她说，我的梦想是像姐姐一样当老师。采访另一个，问，你的梦想是什么？她说，我的梦想是考上贵州师范大学，再像姐姐一样回到村里，教更多的人。

交了报名表，三天后有面试，审查志愿动机和教学资格，一个星期后，拿到了盖着红印的工作证，跟除秀芹外的三个男人到织金县一个乡里小学去。我在那里待了十个月，然后，我接到姐姐病危的消息，马不停蹄地赶回家去。留下南明在乡里主持小学，处理后事。

等回到凯里，跟秀芹的关系大不如前，除了她没有坚守外，（自然，我自己是没资格去批评别人的），还有别的重要原因：她怀孕了。

喜事真多。

我也将在不久后，跟一位曾经相爱如今陌生的男人结婚。这婚迫在眉睫。

我已经过了憧憬爱情的年龄，跌宕起伏，轰轰烈烈，已经不喜欢。我只想生活步入正轨，像一般的女人一样，奋力弥补替别人生活的那段时光。陈路铭愿意做那个人，给予我一份货真价实的日子，给予一份并不剧烈的爱情。他准备好了戒指、房子、车子，等待着娶我。我明知凯里也可以，然而，我们分别太久，我怕，怕彼此的变化之迅疾来不及反应，怕遗忘的和被遗忘的。

直到，命运般地，我与凯里在凯里这个地方，隔了五年的重逢。

我再也没有同凯里单独见过面，并不意味着我跟他再也没见过面。有一回，三人喝完酒去打牌，打着打着，路铭不胜酒力睡了过去，凯里也有些醉意，我却极度清醒。

我点了根烟，刚点着，就被凯里夺了过去，“什么时候学会的？”

我想了想，大约是他去瑞士的第二天，我笑了笑，不语。

他接过烟，自己抽了起来，并没有阻止我抽烟的意思，我又点上一根，含在唇间。很快，烟雾缭绕，不久，路铭就呛得咳嗽了两声。

我俩相视一笑，默契地起身，推门走到露台，靠着点了第二根。

“给我讲讲你在瑞士的生活吧，”我轻轻地说，“真没想到，你是这么绝情的人。”

他离开后四年，我都在北京，虽然后两年不在阿慈家借宿了，但他一直没回来过，也没有打过电话。

夜风微凉，他伸手帮我拉紧外衣，我挣了挣，他没有再坚持。

隔天，路铭问起昨晚的情景，问到他醉酒后我跟凯里做了什么，我指了指露台，说：“我们站着抽了一会儿烟。”

他似乎不太满意。

“他讲了讲在瑞士的生活，我讲了讲北京的日子。”不知为何，我不肯告诉他，我跟凯里是旧识。

“有什么好玩的吗？”他问。

我想了想，“他说他在瑞士挺受女孩子欢迎的，追求他的人，有中国女孩，也有白人女孩……”

他打断我，“别听他胡扯，那小子纯情着呢，心里就一个人，好像是他的初恋，高中同学。”

我忽然咳嗽了两下，解释，“昨晚吹风冻着了。”

“你好像从来没跟我讲过，当初你为什么要去北京。”

“好像的确没讲过。”我点头。

“那你打算跟我说吗？”他紧追不舍。

我搂了搂胳膊，“因为，我姐姐生病了，所以我父母想让我去陪他。”

这不算是谎言吧，我陪的是他，宋青阳。

“那为什么非要跟我分手不可？”

“路铭，”我好像已经对他失去了耐心，“事情已经过去了，你希望我怎么弥补呢？”

他有些垂头丧气，“算了，过去的就过去了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