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四十九章 鸡头政权的故事 解决南唐之后，大宋统一步伐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，历史也向前迈进了一大步。

回首过去二十多年，不管是赵匡胤还是柴荣，都在拼命地收拾各地割据政权，各地节度使（军阀），进行统一大业。

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，对于中国，自秦国以来，作为统一的中原王朝政权，为什么中央一出问题，很多地方不是想办法去维护，而是纷纷自立门户，占山为王，出现那么多的割据政权（我称之为“鸡头政权”）呢？

东汉末年如此，五代十国如此，清末民国初年也如此。究竟是什么原因，使得国人这么喜欢当皇帝，喜欢独霸一方，哪怕几个县城（比如五代十国福建的大殷国，只有五个县城，人称“五县天子”），也要当皇帝呢？

为搞清楚这个问题，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讲：

第一是自然地理环境方面，我们不得不承认，我们的祖先的确占据了世界上最富饶、最优良的地理位置，大中原地带（我自己发明的），即今天的华中、华北、华东、华南以及巴蜀地区。

在这一片区里，有着当时最好的地理环境，气候环境，这样的环境十分便于垦种，便于农业生产，这对于以农业为税收主要来源的王朝是十分关键的，后来随着各地矿产资源的发现，使得统治者发觉，中华这片大地当真是上苍对自己的眷顾，天朝地大物博（乾隆语），资源真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啊。

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之父，统计学创始人威廉·配第曾经说过这么一句治理名言：土地是一切财富的源泉！

对于这么一片富饶之地，那是任何一个大地主（藩镇、节度使）或是超级大地主（皇帝、国主）都梦寐以求、垂涎三尺的，一旦占有，如果不是性命丢掉，绝不放手的。

第二，王朝的统治思想——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；率土之滨，莫非王臣！这是一句比儒家所谓的“仁义道德”，所谓的“君权神授”更为可怕的力量。因为它从思想上、制度上、理论上给人套上这么一个可怕的意识，即：你的土地是皇帝一个人的，你的财物是皇帝一个人的，你的人身也是皇帝一个人的，你的一切都是皇帝一个人的！

在这种可怕的思想意识奴役之下，才会造就“九五之尊”、“君权神授”的绝对权威性，绝对正确性，在这种绝对权威和绝对正确性之下，才会出现靠“仁义礼智”、“忠孝节义”这些脱离当时社会实际的玩意儿统治的结果。

因为他从思想逻辑上告诉你，你的一切都是皇帝的，只要他想要，什么时候要，你就得给他，所以才会出现“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”这种强盗逻辑！虽然后来，帝王权力受到了一些有能力的大臣的制约，甚至玩弄。

比如说秦朝的李斯，汉朝的霍光，北宋的寇准，南宋的极臣贾似道，明代的张居正等人，他们在朝时候的权力都曾经超越皇帝，但那只是能力上的超越、制约而已，从思想上，制度上，王朝的帝王依然是“九五之尊”、“君权神授”，拥有对所辖地域的绝对权力！

这种权力是不受法律限制的，只受儒家所谓的“忠孝节义”、“仁义礼智”等道义上、道德上的自我约束，但我们都知道，在绝对权力之下和无限利益之中的道德约束纯属扯淡！

也许有个把自制力比较好的，比较懂事的君王能够克制得住，这些人就是历史上有名的“明君”。但是对于绝大部分帝王来说，这根本不可能。所以儒家思想妄图用似是而非的“仁义道德”对“君权神授”的帝制皇权加以约束，其实质等同于现在很多大学或者社会学的自我管理理念一样，除了不懂人性最可怕的弱点——懒惰贪婪之外，就只剩下自欺欺人的愚蠢了！

对于这一点，我深有体会，在我读大学的时候，年级辅导员最喜欢跟我们说的一句话就是：你们都已经长大成人了，不能老靠别人监督，要学会自我管理，乍一看，似乎很有道理的样子！但是实际上，这是最自欺欺人，最扯淡的想法和做法。很简答，这种所谓的“自我管理和自我约束”哲学，根本不了解人性，人性懒惰、贪婪、侥幸的终极弱点！

很多大学甚至借用所谓的“学生自我管理”掩盖自己不负责的借口，妄图以自欺欺人的方式放纵那些经过严厉刷选出来的学生，所以造就了一批又一批“严进宽出”的失败试验品。

言归正传，正是由于这种没有制度约束的自上而下的帝王皇权思想，导致了每一次王朝末期动乱的时候，都会蜂拥而起无数割据政权，自立门户，占山为王，毕竟一旦称王称帝，哪怕是“五县天子”，那五县里的土地是我的，五县的百姓财产是我的，五县的百姓人身是我的，五县里的所有一切都是我的！

第三，权利和义务的极端不对等，在中国古代王朝里，帝王皇权是没有节制的，从理论上来讲是无限大的，在客观实际的可行性范围内（比如不能上天捞月），皇帝在其国土内，可以做他想做的任何事情，杀人，抄家，强抢民女，玩各种各样的杀戮创新游戏（比如南汉刘氏一族），只要他愿意。

然而与之相对的皇帝义务却要小得多，其中主要包括治国理政，休养生息，普惠于民等等。但实际上，以上很多事情都是皇帝手下大臣们来完成的，皇帝更多的是符号性代表，主要工作在于“宗教礼节”，以“仁义道德”自居，为臣下，甚至全国百姓做表率，以期通过自上而下的道德榜样作用，达到平衡国内各方面利益、权利等各方面的冲突，实现王朝的长治久安，千秋万代。

但这种“仁义道德”上的表率又属于弱约束，即皇帝想遵守就遵守，不想遵守，你也没法，只能用“仁义道德”去规劝“仁义道德”，这就像贼喊捉贼，狗叫狗似的，收效甚微！甚至容易造成帝王的逆反心理。

记得马克思《资本论》里有这么一句话：“如果一件事有百分之十的利润，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；有百分之二十的利润，它就活跃起来；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，它就敢铤而走险；为了百分之百的利润，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；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，它就敢犯任何罪行，甚至绞首的危险。”

所以，对于这样一个一本万利的生意，一个极端不平等的权利义务的皇权，无疑是很多人穷尽一切，不惜自绝门户，不惜以数亿万臣民为代价而去夺取，在这种以无数人为代价夺取后的皇权，哪怕是一个小割据政权的皇权，也足以令夺得者野心膨胀，唯我独尊，然后以更绝更凌厉的手段让他这个皇权之下的臣民为他服务，为他买单。

儒家思想最可笑的地方在于，妄图通过玄而又玄的“仁义道德”去取代利益在实际人际关系中的决定性作用，最狠绝的地方在于否定人的私心，私有财产的合法性和合理性！

所以从汉代的董仲舒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以来，我们看正史的时候，里面记载的东西，反反复复都是那些概念性的十分宏大的充满想象力的“仁义道德”，之前我们讲过，但凡这些概念性的东西，总是充满想象力的，但对实际工作和社会发展没什么实质性指导！

第四，上山容易下山难，记得我出社会的时候，曾经听过很多人说潮汕人超级喜欢做老板，哪怕是一个小卖铺老板，他们也很乐意，就是不愿给人打工！

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，原因很简单，因为一个人，一旦曾经登上过那个位置，或者看到别人在那个位置上翻云覆雨，指点江山，逍遥快活，自己总免不了羡慕嫉妒恨的。现在市场竞争如此充分的情况下，权利和义务相对对等，人人都想当老板，更何况当时一本万利的皇权呢。